我国养猪业形势与可持续发展 近十多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疫情严重、相关标准（兽药、饲料和食品）不健全、检测手段和设备落后、监管不严以及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经济利益驱动等主客观原因，畜产品安全已成为危及人民健康和畜牧业生存、影响出口创汇的严重问题。据全国畜禽疫病普查，我国共有各类畜禽疫病上百种，70年代以来，新增畜禽疫病就达37种，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猪、牛、羊、鸡病死，直接经济损失达上百亿元；除疫病外，各类药物、化学物质、重金属、生物激素残留和污染对畜产品卫生质量的危害也日益加重。我国的养猪生产不能以牺牲环境与资源求发展，而必须走与环境友好、资源合理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畜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党和政府一系列加速农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下，我国畜牧业连续20年平均年递增9.9%，产值增长近5倍，达到4000亿元，占到农业总产值的1/3，1999年肉猪存栏4.302亿头，出栏5.198亿头，猪肉产量4005.6万t，均居世界第一，肉类人均占有量达46.85kg/人，其中猪肉31.46kg/人，超过世界肉类人均的37.79kg/人和猪肉人均的14.79kg/人。94年3月中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也分别制定了各行业和各地方的"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此后，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加紧实施，如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调整农业结构、投巨资兴修水利、关停并转污染企业、城市"蓝天绿水"工程、拯救濒危动植物，这也为养猪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审视当前我国养猪业现状，尚不容乐观。 我国是资源总量大国，也是人均资源穷国。目前我国人口已达12.9533亿，按1998年统计，我国人均耕地仅0.1042hm2，为世界人均的44.5%、美国人均的15%，而且人口还在以每年净增1200万（自然增长率<10‰）的速度递增，近10年来耕地却在以每年近36万hm2的速度减少；1998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359.8kg，尚未达到国际公认的500kg过关标准，略高于世界人均的345.3kg，仅为美国人均的29.6%。由此可见，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畜产品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是提供给畜牧生产的饲料粮减少，致使精料型的养猪业承受着双重压力。 水资源贫乏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畜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的1/4，2000年全国水资源总量（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复计算量）为27701亿立方米，人均2130立方米，按目前的正常需要且不超采地下水，中国年缺水总量为300至400亿立方米，国际上认为严重缺水边缘和人类生存起码条件的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为2000立方米和1000 立方米，因此，我国被联合国列为13个缺水国家之一，特别是在占粮食播种面积55%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水资源只占全国总量的14.4%，黄河已连续十几次断流，1997年断流长达226天。此外，我国水资源浪费、利用效率低更加剧了供需矛盾，全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农田灌溉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的63%）有效利用系数只有0.4左右。近年来，各行各业节水意识得到加强，提高水价也势在必行，而我国集约化养猪生产的节水意识还比较淡薄，一个年产万头的猪场，水泡或水冲清粪仅污水量每天就分别达120至150t和150至250t。 我国人均能源短缺，对城郊及农区畜牧业也是严重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我国和全世界有限能源储量而言，煤炭储量分别为1145亿t和9842t，我国为世界的11.6%；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分别为38亿t和1434亿t，我国为世界的2.6%；天然气分别为1.37万亿m3和146.4万亿立方米，我国为世界的0.9%；按人均计算，我国商品能源消费仅为世界人均的1/2、美国人均的1/10，人均生活用电约为美国的2%。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使能源短缺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能源效率约31.2%，较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每生产1万元产值耗能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7.2倍，也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80年代以来，"采篮子"工程的实施促进了我国集约化畜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城郊和工矿区，为扭转肉、蛋、奶供应紧张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规模化猪场提供的猪肉已占到全国总产的20%，但此类畜牧场（特别是猪场）自身环境的恶化及其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原因是：①此类场大都集中在城郊，布局密集，靠近居民点、工厂、交通干线，对牧场的防疫极为不利，同时，牧场恶臭、粪便污水、蚊蝇、噪声污染，使本已脆弱的城市环境雪上加霜；②城市土地有限，无法消纳大量的畜禽粪便和污水，加之城郊种植业摈弃有机肥转用化肥的情况严重，是导致牧场粪污污染环境的重要原因；③此类场多为引进的国外生产工艺和技术甚至包括畜舍和饲养设备，许多方面不适合国情，加之资金有限、不重视环境和环境污染，舍内环境调控和粪污处理设备未配套引进，导致大跨度、高密度饲养的畜舍内环境恶化，粪污既不能进行处理又无利用去向，任意堆弃排放的现象普遍存在，对大气、水源、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例如，上海市1990年畜禽粪便年排放量已突破1200万t，远远超过了该市当年工业废渣和生活废弃物的总和，且90%的畜禽粪尿未加处理排入河道，平均每公顷水面接纳18t；80年代北京市的畜禽粪便排放量就达1000万t，相当于该市城镇人口排污量的2至3倍，堆粪占地竟达1200公顷，致使数千公顷农田失去生产价值，"香山变臭山"之类的报道时常见诸媒体。 农户养猪目前仍占商品量的80%，虽生产水平较低，却可做到粮食就地转化、粪污就地消纳，是一种较原始但功能稳定、和谐的生态系统；但由于猪舍多建在村屯内，恶臭、蚊蝇污染严重，赵芙蓉等（1999）调查了河南50个县的110个养殖户（鸡500只以上、猪50头以上），粪污作肥料的占60%，7.3%直接作饲料，6.4%肥、饲兼顾，26.3%堆积后成方出售；对水和土壤造成污染的分别占4.5%和1.8%，98.2%对大气造成了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由国外引进优良畜禽品种并推行良种化，对提高我国畜禽生产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国外引种失控、受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片面追求生产力和产品标准化，致使生产力较低的我国地方畜禽品种难以参与竞争，仅靠国家保种费只能是杯水车薪，近年来，在已知的385个主要畜禽地方品种中，灭绝和濒临灭绝的有18个，处于濒危状态的32个，这些品种资源的丧失就意味着若干有用基因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并无从补偿。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畜产品品质的（包括安全、口味、风味等）的要求已提上日程，有些城市出现杂交猪肉专卖店就是证明。其实，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畜产品品质的要求更早于我国，北京黑猪在日本大受欢迎，加拿大已育成并到我国来推销其基尼斯-梅山猪，美、法等国也都在用我国太湖猪进行育种工作……，因此，如果我们再不采取利用和保护的紧急措施，就只能愧对留给我们优良品种资源的祖先，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了。 近十多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疫情严重、相关标准（兽药、饲料和食品）不健全、检测手段和设备落后、监管不严以及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经济利益驱动等主客观原因，畜产品安全已成为危及人民健康和畜牧业生存、影响出口创汇的严重问题。据全国畜禽疫病普查，我国共有各类畜禽疫病上百种，70年代以来，新增畜禽疫病就达37种，每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猪、牛、羊、鸡病死，直接经济损失达上百亿元；除疫病外，各类药物、化学物质、重金属、生物激素残留和污染对畜产品卫生质量的危害也日益加重。近来广东400多人因食猪肉而中毒、 1998年港报载港民17人因食用大陆供港猪内脏而中毒，均由猪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盐酸克伦特罗所致；截止今年6月底，全国1050家绿色食品生产企业的2000个获得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中绿色畜禽蛋、奶产品仅占15%。90年代初，我国畜禽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但由于药物残留被有关国家相继退货或销毁。出口日本的肉鸡，由于"克球粉"在鸡肉中残留超标相继被退货，导致出口受阻；欧盟以中国饲料中用药过滥，畜禽产品中残留超标等原因，于1996年8月停止进口我国畜禽产品，随后，我国畜禽产品在日本、韩国、南非等国出口也受到遏制。1997至1998年欧盟曾4次派员来我国考察鸡肉产品，对我国疫病防治、兽医管理体制、产品药残（农药、兽药、重金属普遍严重超标）及其检测手段等方面提出了异议，并决定继续对我国畜禽产品采取贸易禁运，造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巨大损失，难怪1999年占世界产量28.9%的我国肉类出口量（40万t/年）仅占总产量的0.8%，禽蛋类出口量（34万t/年）仅占总产量的1.8%。我国已经加入WTO，我们的畜产品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导致畜产品安全问题的技术原因，主要是：①生产场地环境畜禽场因选址不当而遭受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三废"污染；因生产工艺不合理、畜舍环境调控不到位、饲养管理不严、粪污不进行无害化处理等，导致畜禽生产环境恶化。周围环境污染和牧场环境恶化不仅直接影响产品质量，而且引起畜禽应激和疫病发生，为防治疫病和净化环境而大量使用的兽药、消毒剂、杀虫灭鼠药，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产品污染；②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除饲料粮中含有的农药、有毒有害物质外，贮存过程发霉变质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为预防疾病和提高生产力而添加的抗生素、重金属、微量元素、激素、镇静剂或兴奋剂等，都是产品污染的重要原因，更恶劣的是少数人为谋求经济利益而使用明令禁止的添加剂如β-兴奋剂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等；③防疫和兽医兽药主要由于环境恶化和防疫不力导致疫病频发，使病原微生物产生抗药性，用药剂量越来越大；国家的有关法规、标准和检疫、检验监督管理体制没有与国际接轨，兽医监管工作混乱（畜牧兽医部门、商检部门都实施监管，兽医管理体制以行政区域管理为基础等）、监管不力，检测设备和手段落后，国家有关规定得不到切实贯彻，从而导致滥用（包括违禁兽药）和超量用药。④畜产品加工、包装、贮运等环节也是造成污染的途径。 我国养猪业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提出警示：我国的养猪生产不能以牺牲环境与资源求发展，而必须走与环境友好、资源合理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菜篮子"工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府行为，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养猪对城郊集约化养猪构成了强烈冲击，即使不计农村养猪的投资、劳力等成本优势，仅以就地3斤粮食转化1斤肉猪运往城市、产生的3斤猪粪就地消纳而言，就比城市运进3斤粮食自给1斤肉猪、产生的3斤猪粪污染城市环境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种情况将迫使养猪业宏观布局自然地趋于合理，近年来城郊养猪萎缩、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养猪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是证明。各级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不宜对此进行干预，而应因势利导，一方面提高农村养猪的技术含量、促进其向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同时加紧治理养猪对村镇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应发挥城市资金、技术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有计划地组织、引导城郊集约化猪场向种猪生产转变，使我国养猪繁育体系建设和商品生产基地布局更趋合理，同时要关、迁城市水源、近郊、居民区、风景名胜旅游区的猪场，根据远郊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合理布置猪场。北京市农委、农业局和环保局制定了《关于发展绿色养殖业，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并在此指导下，规划出了禁止养猪区，在山区和远郊则推广建设生猪养殖小区，为促进发展种猪生产而成立了种猪集团公司，北京市的经验，值得各地城郊和农区养猪业研究和借鉴。